唐三藏义净在求法、翻译领域的成就，学界已将其列入“三大求法高僧”和唐朝“四大佛经翻译家”①有学者认为，四大佛经翻译家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王邦维先生曾明确指出：“四大翻译家，也有人不举义净，而举不空。但我想举义净似乎更合适。”（王邦维. 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4.）笔者认同王邦维先生的观点。，给予了他和另外一位唐朝高僧玄奘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综合唐朝语音变革因素，站在现代学者的观测角度来看，义净的著作及其翻译的著作，还是中国文字训诂领域的重要史料。“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到了义净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使者参与到民间外交的贡献，义净的著作在客观上存在为东南亚地区国家存史补史的重要价值，这一点也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站在高远广大的视角，可以观察和思考国际交流互动的大局，从微观的角度深入考察义净的生平及其成就，实际上也能更进一步体察民间外交的重要性。本文不揣固陋，谨以义净生平中的两大转折点略作爬梳，略考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古代曾经存在过的室利佛逝国对唐三藏义净人生成就的重要贡献。
一、室利佛逝国与义净的两次人生大转折
唐三藏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法名义净。作为中国唐朝一位不但身体力行渡海求法，游历当时位于东南亚的三十余国，最终携带大量经书返回中国，又译经、著述不倦的僧人，义净用自己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依据唐三藏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南海寄归内法传》[2]以及释智昇《开元释教录》[3]、释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4]②释圆照所编《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见《大正藏》第55卷。、释赞宁《宋高僧传》[5]等著述。作为义净研究的中国首席专家，王邦维先生在其著作《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6]对当时所见文献进行了细致爬梳。王亚荣先生所撰《西行求律法：义净大师传》[7]，便是在王邦维教授《义净生平编年》[1]253-267的基础上，根据义净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和《南海寄归内法传》[2]演绎而成。
关于义净生平轨迹，由于有义净自己的著述作为基础文献留存至今，学界基本没有争议：（1）七岁，跟随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学习。（2）十四岁，得受沙弥戒。（3）二十一岁，得受具足戒。（4）三十七岁，前往印度求法，于三十九岁时抵达印度。（5）六十岁，返回中国，六十一岁时前往洛阳，得武则天亲自到城外迎接。此后，义净在洛阳和长安等地参与并组织佛经翻译和佛法弘扬，直至去世。细观义净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其中含有两次重大转折，一次发生在三十七岁那年，一次发生在六十岁那年。
第一次重大转折是义净走出国门，这是义净成为唐朝著名求法高僧的基础。第一次重大转折是义净走出国门，成为唐朝著名的求法高僧。受法显和玄奘的影响，义净“年始一十有七，思游五印之都”[4]第55卷第870页中栏。在此之前，《续古今译经图记》认为义净“年十有五，志游西域”[4]第55卷第370页上栏，是因袭《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和《宋高僧传》的说法。大致可以推论，在义净十四岁得受沙弥戒之后，逐渐扩大了交游的范围，很快便产生了向更多贤达学习的愿望。到十七岁时，义净的志向已超越国内，有了前往佛教圣地探访的愿望。从十八岁开始，义净便“拟向西天”[2]233。从这里可以看出，义净至迟在十八岁时，已经开始谋划前往印度的行程。
但是，在此之后近二十年，义净一直在做各方面的准备：学术方向的积累、同行人的约集、出行路线的规划等。让义净想不到的是，到他三十七岁正式告别师父启动出行计划时，与他共同谋划出行方案的朋友们受各种原因的影响，逐一取消了求法行程。义净最终只得带着门人、晋州小僧善行跟随波斯船舶向南行进。
走出国门之时，义净有善行跟随，刚刚抵达室利佛逝时，善行因生病最终选择了返回中土大唐。因此，学界在谈论义净的求法之旅时，往往忽略善行短时间里陪同义净走出国门这一细节，直接描述为义净孤身前往南海。向前一步便是成功，义净跨出临门一脚时，善行的陪伴实际上对义净是很大的鼓舞。这种鼓舞的价值，与龚州使君冯孝诠及其家人资助义净、帮助他联系到前往南海的波斯船舶同等重要。迈出最重要的一步之后，义净便义无反顾地开始努力践行他的求法之旅：确实属于他的、看似孤身求法的旅程从室利佛逝正式开启。 上一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形象的传播策略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