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辈专家学者的努力，中国当代酿酒科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仅以江南大学酿酒科学与酶技术中心的白酒研究为例，就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其学术成果不但包括白酒酿造基础研究［1］、白酒中生物活性物质脂肽类化合物的鉴定与功能［2］等方面，还涵盖了诸如白酒功能因子与品质安全问题［3］、白酒健康问题［4］、白酒国际化问题［5］等。并且登上国际学术舞台，发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论著［6］，不断将中国酿酒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推动了中外酿酒科技的学术交流。若是以今观古，或会认为近代酿酒科技的发展微不足道。然若将视角转移到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则可能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学术景观。本文的中心内容在于研究中国近代酿酒科技发展的早期阶段，以近代工业微生物学家、酿造研究专家方心芳在留学时期的学术活动与研究成果为例，探讨近代中外酿酒科技交流史中重要的一页，揭示近代科学家在中外酿酒科技交流上的筚路蓝缕之功。 1 留学前方心芳的学术旨趣 方心芳（1907—1992年），河南临颍人。早年在河南卫辉法文学校毕业，入上海中法工业专科学校附中班就读，1927年考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1931年毕业后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发酵菌学研究室工作，1935年获得中比庚款留学补助，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农学院酿酒专修科学习，其后在荷兰巴恩、巴黎、伦敦、丹麦等地从事考察和研究。1937年回国，次年随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迁往四川乐山五通桥镇。1950年初到北京黄海社新址筹建发酵微生物研究室，1952年科学院接管黄海社的发酵菌室后工作直到逝世。方心芳一生对中国传统发酵产业现代化、现代工业微生物研究、微生物菌种保藏事业及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参与创办《黄海发酵与菌学特辑》及《微生物学报》，是我国应用微生物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发酵产品的先驱者之一［7］。被称为“我国工业微生物的开拓者”［8］、我国工业微生物学界的“巨星”［9］、“中国的巴斯德”［10］、“酿酒微生物工作者的良师”［11］、“当代酿酒科技先行者”［12］、“改革白酒生产的第一人”［13］等。但纵观方心芳早期的学术历程与成果，则主要体现在白酒酿造技术改良与相关微生物的研究上。 1931年，在上海劳动大学毕业后，方心芳经其师魏喦寿教授推荐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在魏喦寿指导下撰写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酱醪中之数种酵母菌》中，就揭示了酱油发酵中几种酵母菌的形态、功能与生理，揭开了传统发酵产品科学研究的序幕［14］。但真正奠定方心芳日后研究基础与声誉的，则是其对汾酒和高粱酒改良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在黄海社社长孙学悟博士的指导下完成的。 汾酒酿造工艺的研究。1933年，方心芳亲赴山西汾阳实地考察汾酒酿造情形，首次对汾酒酿造方法进行文字记录，就制曲、原料准备、酿造过程、蒸酒、二次发酵与蒸馏、用曲与出酒情况等加以记录和整理，在义泉涌经理杨子九的帮助下，总结出汾酒酿造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高粱必得其实、器具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的方法［15］。在对汾酒酿造用水及发酵秕展开分析与研究后，认为汾酒发酵时间过长，副发酵作用旺盛，原料损失太多；干糟含淀粉至少23%；汾酒酿造的优点在于产品的浓厚、馥郁，不在生产率的增高［16］。 高粱酒工艺改良研究。经过实验及调查所得，高粱酒出酒率不及理论出酒率的45%，原料淀粉损失超过50%。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淀粉多数残留在酒糟中，“工作之粗放与迟钝，蒸馏器之不完备，酒精因之蒸发而去者不少。醅子内之有害发酵（如酸发酵等）亦为原因之一”［17］。另外，高粱酒曲的改良也刻不容缓。基于此，还对高粱酒改良进行了初步实验，检验了用曲量、发酵时间、高粱加工粉碎与高粱酒酿造之间的关系。 对传统酒花测量烧酒浓度的经验验证。有相当浓度的烧酒，用力摇动则生酒泡浮于液面，称为“酒花”。孙学悟与方心芳经过反复检验，推导出如下公式：烧酒浓度= 190/水四容积加入烧酒之容积数+47.5。他们将实验数字列为表格，并一一检验，其误差极少有高于1.5%的［18］。 2 方心芳留学欧洲的大致历程 1935年，方心芳获得了中比庚款留学补助，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开启了其科研人生中新的一页，也开启了中外酿酒科技交流的新篇章。根据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和约，中国须向各国赔款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其中比利时获得赔款两白银，合.75比利时法郎，占庚子赔款总额的1.%［19］。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回其所得之庚子赔款，用于留学教育和兴办清华学堂。1924年，美国政府决定退回其余庚款。美国政府的这两次退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其他国家也起而效尤［20］。1927年，中国与比利时签订协议，规定比利时所得庚款退还及其应用。协议规定自1928年起至1940年，比利时退回其所得庚款。以75%用于铁路交通事业，退赔后由中国当局向比利时购买设备材料等；25%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约合美金125万元。其中60%用于中比教育事业（具体分配为中比学术交流5%、资助中国学生留学比利时20%、中比教育事业35%）、40%用于卫生慈善事业。规定1929—1934年间分5批选派中国学生赴比留学，每年资助全费者54人，每年资助金额1.5万法郎，选派留学生中16人入鲁汶大学，其余分赴莱顿大学等荷兰高校学习［21］。方心芳就是获得比利时庚款资助留学入鲁汶大学学习的学生之一。在欧洲留学的两年时间内，方心芳寄回一批信件，详细报告其在各国的学习经历和观感见闻。其中部分信件刊登在范旭东创办的《海王》杂志上，虽然不是全文或全部发表，但仔细阅读这些信件，结合其公开发表的其他文章，还是能大致复原方心芳这两年内的主要活动和求学历程。 方心芳达到欧洲的具体时间，因资料缺乏，尚难定论。但从《海王》刊发的系列信件来看，当是在1935年9月中旬之前抵达比利时。9月17日，方心芳曾写信回国，但《海王》并未刊发，推测是报告抵达比利时及沿途见闻。10月19日，再次写信回国，报告入学情形及与鲁汶大学专家面谈情况。因为鲁汶大学酿造科科长在欧洲考察未归，而其入学因情况特殊又必须由酿造科长办理才行，所以直到是日方才办理妥当［22］。实际上，根据方心芳后来的通信报告，其时比利时大学每年有3个假期，年假半月，春假20天（4月6日至4月26日），6月中旬放暑假，7月初年考，10月中旬开学［23］。则其入学时期，并未推迟多少。而从其后在欧洲的游历情况来看，可知其在鲁汶大学的学习，只有一个完整的学年（即1935—1936学年度）。 在1936年11月10日的信件中，方心芳已经收到荷兰菌种保藏中心的回复，欢迎前往研究，预计在12月20日前后离比［24］。但直到1937年元旦才离开比利时，于当日下午抵达荷兰巴恩。4日见到菌种保藏中心主事者，安排相关事宜［25］。1月22日，方心芳回到比利时。本定2月中旬去法国巴黎，但季也蒙（Guilliermond）教授回信说最近二三星期内研究室内无空位置，让3月10日前后去，预计工作六七星期。在去法国之前，准备去英国观光访学三四星期，离开巴黎后去德国一月左右，然后到各国参观约二星期，再去丹麦嘉士伯研究室，到7月12日在荷兰出席世界农村工业大会后回国［26］。1937年4月14日至15日，方心芳短暂离法去布鲁塞尔宣读论文［27］。5月28日，方心芳从法国回到比利时，将行李2件交法国邮船公司寄往天津，决计31日前往德国柏林，然后去丹麦。在丹麦月余后去荷兰参加会议，取道马赛乘7月23日法国邮船回国，预计8月22日到上海。方心芳1937年5月30日信件并言“船票已购妥，故决不致改期”［28］。有文章说：“抗日战争爆发时，方心芳正在丹麦，当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中断了在国外的访问研究，匆匆赶回祖国，参加伟大的全民抗日救亡斗争”［29］。此说流传广布，在关于方心芳回国的描述中几乎都是类似的笔触［30］。但实际上，早在1936年底，因想取道日本参观日本各大学的微生物学研究情形，必须赶在学校放假之前，方心芳就已经决定提早回国，预计在5月或6月离开欧洲［31］。后因决定去荷兰参加世界农村工作会议，故回国船票购在7 月23日，且早在5月30日之前便已购妥。故此说虽能显出方心芳的爱国之心，但却与实际相去甚远。 1937年6月6日晚，方心芳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次日到后便去嘉士伯。可知其在德国的时间前后仅一个星期，且“多牺牲在普通性质的参观上去了，因为学术的参观，要经过官府的允许，没有时间等待他”［32］。至于方心芳在丹麦停留的具体时间及在荷兰参加会议的情况，因公开资料未见，故难定论。但其在嘉士伯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判断最多也就一月左右。 由上可知，方心芳的具体留学日程及路线大致为：1935年夏秋间离国到达欧洲，10月19日办理入学，在比利时鲁汶大学酿造科学习一学年（1935—1936学年度）。其后便是联系各地参观考察及开展实际研究工作。1937年1月1日至22日间在荷兰巴恩菌种保藏中心。二三月间去英国参观访学，但具体情形不知。3月中旬至5月底在法国季也蒙教授处做研究。6月初在德国一周，随即赴丹麦嘉士伯研究访学。7月12日出席荷兰世界农村工业大会，23日取道法国马赛回国。严格意义上来说，用“游学”来描述方心芳的这段经历更为合适。 3 留学时期方心芳的活动与学术 与胡适、梅贻琦等留学美国的“庚款生”相比，方心芳明显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留学生。他们并没有拿到国外大学的学历学位，但又是官方委派的性质。在国外所处的时间相对较短，所做的也多是应用性质的研究。在目前关于近代中国留学的研究中，多是关注胡适、梅贻琦一类，或者是长期游学而又没有获得国外学位学历的陈寅恪、傅斯年等人。但对包括方心芳在内的这一类学者的留学生涯，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方心芳虽然在欧洲仅历时两年，却是带着问题出去的，是在自身研究有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前往留学的。在这短短的两年中，其学习经历和思考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 3.1 与国外同行交流高粱酒工艺的改良方法 刚到比利时，方心芳主要在发酵室帮助教授们作关于酵素（enzymes）及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他将高粱酒酿造的文章译成法文交给酿造学教授们，并与他们谈改良方法。教授们“都很谨慎，不见事不肯下断语”，但还是说出了改良的方向。虽然多是“老生常谈”，在国内时也想到过或曾尝试实践，说明了科学无国界的道理。鲁汶大学教授们对高粱酒改良的意见如下［23］： ①酒的气味十分重要，应该研究，但万分复杂。凡原料种类、来源、蒸熟，曲子种类、来源、发酵温度之高低久暂、蒸馏方法、贮酒器具以及时间等都有关系，水也不例外。 ②高粱酒酿造的缺点及其改良。高粱酒酿造法的缺点，在蒸馏时损失过大、发酵时生酸过多、糟中残留淀粉过多等，而以第一项最为关键。换言之，宜从器具改良下手。但想要改良蒸馏器，酒醅状态也需要注意。一位教授认为，汾酒酿造过程中加糠以增加疏松度便于蒸馏，且不影响酒味，则高粱酒酒醅也可借鉴。所以器具改良可造混合器，以混合酒醅与糠，不使酒气泄失；自动装甑机，以便分层装入；分段取酒，反复蒸馏。 ③“加糟既可便利蒸馏，复可增加酒醅内的面积，冲淡酒醅之酒精浓度，或可使发酵增进，减少糟中淀粉。但醅必发虚，发酵温度增高，酸发酵增大，为其劣点。不过可设法减低发酵温度，如下池温度减低，或池之容积减小，或增加压力使空气减少，或甚之装冷却器，成改用金属发酵器等。” ④酒醅酸发酵过盛致产酸甚多，可降低发酵温度、应用纯粹发酵法、发酵醅中加有害细菌而无害酵母等。用纯粹发酵法最可靠，啤酒酿造广泛采用。但太科学化，一般烧锅难于实行。第三种方法在酿造酒精时常用，但成本太高，所以最好降低发酵温度。 ⑤糟中残留淀粉，导致出酒率低下。但将酒糟用于牲畜饲料等，则可实现养分的充分利用。“用流体法酿酒，现在已有法（继续糖化法）使淀粉完全应用，高粱酒酿法虽有类似继续糖化法之处，但为‘固体’水分过少，不能使淀粉全应用，又观其醅之化学成分，似糖化发酵都有关系。醅中无残留多量之糖，足见糖化不盛，然其究竟百分率甚高，足证究竟有限止发酵进行的事，且酒精对于糖化亦能生影响，欲利用残留淀粉，必先研究此淀粉之不能糖化的原因，或为糖化酵素不足，或为酸类、酒精等所限，待找出其缘故，即可下手消除，此非空言所能济事。” ⑥“中国高粱酒之原料既无一定，处理方法又各不同，其酒味之不一致可想而知。然此不一致中，亦必有其共同之点，且必有其不一致的范围，此二点如能得到，则可谈高粱酒法之改造矣，否则不能下手，盖无标准可依。” ⑦酿造科学常告以改良工业应注意之点，亦很有意义。“凡工业都有其已得的经验以及其已处的环境，经验与环境为两个重要的事情”。各国有各国的环境，各时有各时的环境。凡从事工业者都应设法适合于当地当时的环境，人工便宜的地方千万设法使用人工，甲种原料贵时，须设法用乙种，原料之互换是可能的。譬如几十年前无一家啤酒厂用玉米，自从德国人在美国试用成功后，已广泛应用。一战时多用小米、高粱、大米、小麦等试酿啤酒，也多能成功。啤酒为最科学化、最精级的发酵产物，其他酿造产品亦可借鉴。经验方面，以英国威士忌酿造为最。虽然美国现代科学突飞猛进，但其威士忌的品质，仍难与英国相颉颃。 ⑧有一位教授说：“工业之失败成功，尤多决于原料之买进，此事在科学不发达的地方，尤应注意，因卖主无科学知识，以分类其物品”。因此，则买主可以科学方法得到便宜的东西。 3.2 四处访学，增广学识 1935年10月19日，方心芳刚办理好入学手续，便拜访鲁汶大学的两位教授，潜心交谈。其中Biourge教授已经72岁，不喜著述，但是业内专家都很敬重他。与黄海社有过交往的美国人Thom也刚好在鲁汶大学与Biourge教授研究盘尼西林两个星期，只是方心芳事前不知，未能拜见，引为憾事。Biourge教授十分和气，方与他谈中国酒曲事，他更为欢喜。在谈及高粱酒改良时，他答：“高粱酒的酿法，我知道的还很少，现在不能决定怎样下手作改良的试验”。又说：“你在中国既已研究过中国曲，可将你已分离出的菌拿来先作研究，以后再及酿造，亦还不迟，并且本处虽有菌（mold and yeast）数千种，但中国的还少，所以我也很喜欢您在此研究中国曲菌。”但因Biourge教授年纪较大，已经不过问一般事务，将方介绍与其学生先生，年约四十的Estienue对方心芳也表达了欢迎之意［22］。 结束在比利时的研究后，方心芳于1937年初赴荷兰巴恩的菌种保藏中心。“该地菌学研究室，在世界上甚有名，许多学者所需要的菌多从该地弄到手，那里如果有趣，我想多住些时，或正月底回鲁汶，以后再去。我现在仍继续毛霉的研究，十数种的Rhiyopus已检察完毕，正在整理材料中，我想在离比前，将三十余种毛霉，弄个清楚，以后研究其他类的菌如青霉，曲菌，植物病菌等等都尝试一下，探得他研究的方法与其现况回国应用，因我近对菌学兴趣甚深，诚愿将来将我社的发酵部分弄成国内的权威者，欲达其目的，除人员外，似应有大批的菌类备自己的研究，与供给国内其他机关以试验材料，并与世界此道学者机关联络，俾得顾问与帮助，所以我将弄些Typical Strain寄回去”［24］。但在此地的研究活动，却并不十分顺利。方心芳在信中说，“于普遍菌学技术，稍有所得，见闻亦有增加，惟于专门的Rhizopus检定，除看到些从前未见到的文献外，别无所得。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上信报告他们有一专门研究毛霉的女士云云，实系该所长之骗人语，实际上他们只有一二人，专管分类，然他们所研究的多系别属的菌，对于毛霉的知识，不见得高明。第二，他们所有的菌是出卖的，不愿无代价的与人研究。口头上虽能答应给与比较研究，实际上却难办到，该所长每日上下午都去询问每人的工作情形，他总是告诉我可以去拿来比较，然他总不下令叫管菌者给与”。虽则最后还是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了20种菌类，但对“最可宝贵的‘研究精神’、‘找题方法’及‘解决手术’等，非短时间内可以看出，无可如何”［25］。 在代尔夫特（Delft），方心芳拜访了“学问既渊博，态度尤可亲”的Kluyver（克鲁维）教授。在了解到黄海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只有几个研究人员后，克氏并未因此加以轻视，而是以其他地方新成立的研究机关所取得的成绩相鼓励。并愿意互相帮助，答应将所有的菌类寄赠。克氏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酵母菌和发酵两方面，为学界权威。据方心芳所见，其实验室杂志多、研究精神好、设备极佳，是其所见过的最大的研究室［26］。在英国、法国，方心芳也处处留心，参观访学，吸取养分，收获颇丰。“‘菌类’二字现在稍知内容，从前认识Aspergillus，Mucor等，即觉自己了不起者，现在知道那是初学A.B.C.之A.B.C.也，好不惭愧”［23］。 3.3 撰著不辍，促进交流 到比利时后，方心芳不但将其在国内关于高粱酒改良的论文译成法文，提交给教授们参考。在研究之余，方心芳还将研究成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1937年4月15日，方心芳在比利时科学会宣读其论文。因分离出了2株新的Rhizopus，命名为菌及菌，前者因其有横膜生于子囊柄上，后者为纪念Biourge教授［27］。此文发表后，方心芳定了100本单行本，已大部分寄回黄海社，其余的分发给当地学者，以广交流。此文后亦在国内发表。前者从太原小麦曲中分离出，孢子蓝黑色有皱纹，孢子囊为黄色，中轴为圆型，为根霉属菌的一种；后者由长沙酒药中分离出，其主要特征为子囊柄上生横膈膜、假根不规则、在很多培养基上不易培养［33］。在巴黎的工作，则主要是在季也蒙教授指导下完成。方心芳也撰著有相关文章，“经季教授修改后，连同图像送给法国博物院下等植物部副主任Heim主编之菌学杂志社，即将在该志九月号内刊出”［28］。 同时，方心芳也撰著文章在国内杂志发表。目前可见者有《酒精代汽油在法国的过去与现状》［34］及《荷国中央菌类贮养所之过去及其现状》［35］两文。《酒精代汽油在法国的过去与现状》对法国酒精代汽油的发展历程、相关争论、无水酒精混合燃料的主要种类、发展趋势等做了详细的介绍。这在20世纪30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石油来源几乎被切断，酒精代汽油成为当时国内机械动力燃料的不二选择。回国后，方心芳以科学家的前瞻眼光，对酒精代汽油问题撰述了多篇文章，可说与其在法国的见闻紧密相连。在《荷国中央菌类贮养所之过去及其现状》一文中，方心芳指出荷兰菌种保藏中心（荷国中央菌类贮养所）的目的是“收集且贮养纯种的菌类，并供给各地学者俾作研究”。并介绍了该所之渊源、发展状况、研究人员及其专长、出版物与资金来源、菌种分类与贮养方法、菌种交流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3.4 搜集菌种，互通有无 入鲁汶大学酿造科者本需要有化学工程师或农业化学工程师的资格，但方心芳在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读的功课恰与此地农科课程相同，且有相当著作发表。故得以破格进入学习，方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在办理入学手续之后，便写信回国，请黄海社将“所有的菌类（细菌除外）一齐寄来，俾在此作一大检阅的工作，检定他们的形态与生理。寄时应分装数盒或十数盒（最好去邮局问一下包裹由Siberia走的情形）。盒要坚固，菌要新培养者（一次如不能培养许多，可分次培养分批寄下）”［22］。1936 年2月4日，由国内寄往比利时的菌种收到，便开始相关研究。这不但是为研究的需要，更是与国外同行交流，展示自身研究成果的机会。 另一方面，方心芳也留意搜集国外相关机构所分离出的菌种，并分批寄回国内，供国内研究人员使用。由发回国内的信件可知，方心芳数次向国内寄回菌种。据1936年12月24日信件，方心芳言：“前用纸挟法寄回菌类三次，谅早到沽。兹再寄上八十来种，系连玻璃管装箱水运，到沽之日约在二月间也”。可知此次所寄，已经是第四次寄回，一次便寄回黑曲菌80来种，可谓不少。部分是由方心芳在国外分离认定，大部分是从各研究机构搜集得来。是当时所知的黑曲菌几乎全部齐备，得来不易，故要求社内注意培养。青霉菌方面，也与Biourge教授商量好，离开时请赠一“整份”。其他如曲菌和毛霉，也注意搜集整理［31］。1937年2月13日，又寄回菌类百种，方心芳特意写信回国，开列已经命名者。并提请黄海社同事注意培养，并详列培养方法及注意事项［26］。在巴黎时，方心芳寄回酵母菌40种。由上述可知，方心芳日后在菌种保藏方面的贡献，最初便发端于留学时期。 3.5 关心社会，心系祖国 方心芳留学欧洲时期，正是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作为一个青年留学者，方心芳时时刻刻关心祖国，留意各国社会民情。方心芳并非醉心于书斋和实验室，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游历各处，观察社会。他对比利时的观察是，“比人清洁，交通便利，学者皆由埋首常干而成，态度之可爱，又表现其大的‘涵养’”［22］。其农业“在器具方面，较中国进步不多，发动力仍为人兽，只将木器易为铁器耳。田地之整理与种子之选择，亦未臻完善，盖其种子仅为纯种，非人工育成之特种也。育种非易事，比人知之，故先以选种代之，已见大功。奈国内学者，不此之图，而购民种以为特育之种，转售于民，以窃名利；官民不察，反从而誉之，可胜浩叹！”［36］荷兰是一个农村工业发达的国家，故方心芳也多加留意。且在离开欧洲前以个人名义参加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农村工业大会。他说，“国内对农村工业似由提倡而近于实行的时期了，然而想把农村工业改良到理想的地步，似颇不容易，故想收集一些关于外国农村工业改良的经过及其现状的材料，俾作我们的蓝本”。并希望在国内召开的南京手工业展览会上，也有黄海社的人前往参加，并着意收集酿造方面的材料［27］。方心芳认为，德国的社会组织“真如钢骨石门丁一样，实在可以惊人，与自由的法国比，真有天壤之别。不过法国也是沙石混合而未加水的三合土，一旦有事，马上可变为铁一般的团体，只可惜我国的沙石相距太远了！”［32］与那个时代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人一样，方心芳考察欧洲各国社会的时候，都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在方心芳的心中，时刻怀愒祖国，都是以改良中国产品为己任的。 4 结语 在1935年出国留学之前，方心芳便在传统酿造产品研究上崭露头角，显示出了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1935年，获得中比庚款补助的方心芳到比利时留学，开始了两年的留学生涯。根据现有资料，大致可以还原方心芳在留学时期的经历与活动。在国外的两年时间内，除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外，方心芳与国外同行交流高粱酒改良方法；四处访学，增广学识；撰述不辍，促进交流；搜集菌种，互通有无。方心芳不单是一个只关心实验和学术的留学者，还关心社会，心系祖国，体现了一代知识人的高尚情操。两年的留学生活，在方心芳个人发展历程与学术旨趣培养方面，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是中外酿酒科技交流史上值得书写的一页。 上一篇：傅莹：中俄关系，盟友还是伙伴？ 下一篇：没有了